ISSN 2097-4205 CN 31-2200/R
目的 构建科学、系统的多学科诊疗定价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为推动基于价值的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服务定价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方法 基于文献研究法构建初始指标体系框架，运用德尔菲法确立多学科诊疗定价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结果 形成包含2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和28个三级指标的MDT定价指标体系。供方与需方因素均对MDT定价有重要影响，其中供方机构特征、服务特征与需方疾病特征等指标权重较高。结论 初步构建了MDT定价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指标结构完整、权重明晰，可为我国MDT建立基于价值的定价机制提供参考，有助于推动服务规范化、促进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合理体现。
目的 构建卫生资源发展指数，通过指数测算评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资源发展现状，为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制定区域卫生健康政策提供数据支撑。方法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通过文献研究法、焦点小组讨论、德尔菲法等构建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获取相关数据，采用加权几何平均数计算卫生资源发展指数。结果 构建了包含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和22个三级指标的卫生资源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经过测算，我国卫生资源发展指数平均值为84.89。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卫生资源发展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卫生人力资源发展指数和设施设备资源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78.72和88.28。西部地区设施设备资源投入指数最高（84.18 ± 10.00），中部地区次之（81.50 ± 5.06），均显著高于东部地区（60.34 ± 13.34, P<0.001）。西部地区设施设备资源投入指数与产出指数呈显著负相关（r = −0.640, P = 0.025）。结论 我国卫生资源发展存在地域差异、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等问题。西部地区卫生资源投入增长较快，但产出效率有待提高。
目的 分析居民多维贫困程度对个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为进一步改善多维贫困人群的健康，并提出政策建议。方法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和2020年的数据，采用Alkire-Foster（A-F）双临界值法计算居民多维贫困发生情况，利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多维贫困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多维贫困对健康可行能力剥夺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KHB（Karlson、Holm、Breen）模型分析健康可行能力剥夺的中介作用。结果 多维贫困对自评健康存在负向影响，多维贫困剥夺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个体报告更高等级健康状况的概率降低18.1%（P<0.05）；个体多维贫困剥夺得分的增加对其健康可行能力剥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多维贫困剥夺得分每增加1个单位，个体过去2周身体不适未就医的发生概率平均显著增加4.5%（P<0.05）；健康可行能力剥夺在多维贫困程度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P<0.05），总效应中有12.35%可以由健康可行能力被剥夺的中介路径予以解释。结论 多维贫困程度加深引起自评健康状况下降及健康可行能力的更易被剥夺，健康可行能力剥夺在多维贫困对自评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中起到显著中介作用。加强对多维贫困的关注与识别，开展有效的评估与监测，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与贫困程度；实施综合扶贫政策，提升多维贫困居民健康水平；着力改善健康可行能力剥夺，优化社会多层次保障政策。
目的 探讨新疆14个地州市医疗资源供需耦合协调发展及空间分布状况，为促进新疆医疗资源供需均衡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在构建医疗资源供需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度和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考察2023年新疆各地州市医疗资源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及空间集聚程度。结果 新疆医疗资源供需耦合协调程度总体较低，多数（12个）地州市处于低层次协调（D<0.4），仅2个地州市处于中层次协调（D≥0.4）；3个地州市供需同步发展，7个地州市供给超前于需求，4个地州市供给相对落后；莫兰指数为−0.257（P = 0.121，Z = −1.149），医疗资源供需2个子系统空间呈现随机分布状态。结论 新疆14个地州市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协调发展程度欠佳，需求发展相对不足，空间集聚性较弱。建议加强政府主导，实施宏观调控重构结构；坚持需求导向，借助医疗援疆力量，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配置；通过供需联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区域医疗协同发展。
目的 评估黑龙江省城镇和农村居民经济相关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不公平程度，为改善区域健康公平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基于黑龙江省第七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以欧洲五维五水平生命质量量表（EuroQol Five-Dimensional Five-level Questionnaire, EQ-5D-5L）健康效用值为结局指标，通过计算城镇和农村居民的集中指数（concentration index，CI）和水平不公平指数（horizontal inequity，HI），分析其与经济水平相关的健康不公平。采用Tobit模型对CI进行分解，探究个性特征、健康行为及情景特征对健康不公平的贡献程度。结果 黑龙江省城镇和农村居民EQ-5D-5L健康效用值总体为0.933（城镇0.970，农村0.896）。健康效用值的CI为0.028（城镇0.007，农村0.031），HI为0.031（城镇0.008，农村0.033）。模型分解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就业状况、高血压、每周体育锻炼次数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HRQoL不公平的主要因素，对不公平的贡献率分别为−12.86%、11.08%、−7.03%、−6.94%、5.03%和4.67%。结论 黑龙江省城镇和农村居民HRQoL公平状况总体较好，但仍偏向经济水平较高的人群。建议通过多维度治理协同与系统性机制优化，全面提升居民健康水平，推进健康公平的精准实现。
目的 分析江苏省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以下简称“县域医共体”）患者首诊医疗机构选择现状，探索县域医共体内患者基层首诊影响因素。方法 纳入江苏省县域医共体内门诊首诊患者490人，住院首诊患者646人，运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前倾因素、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分析患者首诊医疗机构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 门诊患者中69.18%选择基层首诊，住院患者中仅17.48%在基层首诊。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地区、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和自觉疾病严重程度是影响门诊患者基层首诊的因素（P<0.05），年龄、受教育程度、地区、补充医疗保险、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和住院时间1周以内影响住院患者基层首诊（P<0.05）。结论 江苏省县域医共体内患者基层首诊倾向初现，但地域差异显著，基层服务能力感知与认同度仍需提升。应从优化县域医共体运行机制、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感知、完善医疗保险支付协同机制、做实基层慢病管理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面强化基层首诊功能，推动分级诊疗体系有效落实。
随着突发公共事件复杂性的演变，应急药品保障体系亟须向全生命周期管理深化拓展。为探求体系的优化路径，本文运用4R模型对比分析中日两国在应急药品保障方面的具体措施和实施路径。日本构建了以《灾害对策基本法》《医药品医疗器械法》为核心的权责明晰的法律体系，依托日本厚生劳动省与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的协同，形成全链条、模块化的管理机制，在信息系统建设、政企协作储备和精准化调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国应急药品保障体系已初步构建法律框架和信息化基础设施，但在法律动态适配性、技术穿透力覆盖、区域协同机制等方面需进一步完善。因此，中国可批判性借鉴日本经验，从构建动态立法与分权协同的韧性框架、强化技术穿透和闭环管理、建立权责清晰的分阶治理机制及完善制度化的评估修复体系等方面入手，推动中国应急药品保障体系建设。
目的 通过将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模型引入公立医院供应—分析加工—配送（supply, processing, distribution, SPD）耗材管理内部控制风险评估体系，构建可量化、可追踪的风险识别机制，探讨其在医院内部控制体系中的适用性与方法创新价值，为公立医院精细化管理和风险防控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参考。方法 以L医院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SPD模式下医用耗材管理的风险环节，筛选关键控制点并构建涵盖耗材管控权、供应商管理、信息安全管理及实物核验管理4个维度的FMEA风险评估模型。通过专家问卷法获取定量风险优先数（risk priority number, RPN），并结合改进措施进行效果验证。结果 风险优先级最高的前5项失效模式依次为供货和配送供应商遴选范围不明确（RPN = 153.6）、SPD系统信息交互缺乏管控（RPN = 150.5）、未建立耗材目录动态管理机制（RPN = 136.0）、卫生材料扫码计费差异（RPN = 97.7）、不相容岗位设置不规范（RPN = 93.1）。针对风险医院采取签署三方协议厘清权责边界、数据分级加密缩短安全评估周期、建立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等措施后，风险有效降低。结论 FMEA可系统识别SPD模式下医用耗材管理的高优先级内部控制风险，通过“风险识别—量化评估—措施优化”的闭环机制，提升医院耗材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与风险治理能力，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创新提供可复制的风险评估范式。
目的 系统探讨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机制与实现路径，为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难题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践范式。方法 基于W·理查德·斯科特（W. Richard Scott）的“制度三要素”理论与价值共创视角，构建“制度赋能－价值内化”整合性分析框架，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以上海市胸科医院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医院通过“管理年－文化年－服务年”的3年周期模式，系统构建了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机制。在规制层面，以清单决策与闭环监督实现权威秩序；在规范层面，通过“双带头人”与“党建+项目”促进价值与业务融合；在文化－认知层面，通过精神塑造与关爱体系培育价值认同。监测结果显示，2024年，医院病例组合指数较上一年度增长0.18；住院手术病例超过3万例，其中心胸外科大手术同比增长7.8%。结论 “制度赋能－价值内化”框架揭示了党建引领从外部制度嵌入到内部价值驱动的转化路径，为公立医院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参照。
目的 分析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价值付费改革效果，为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机制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L市2022年1月—2024年12月试点中医优势病种的7 914例住院患者的医保结算数据，以2023年4月为改革干预点，采用中断时间序列（interrupted time-series analysis, ITS）分析，从资源消耗与患者负担、费用结构与中医药特色、疗效与质量3个维度分析改革前后各指标的变化趋势。结果 ITS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对次均住院费（β3 = −44.742）、患者自付比（β3 = 0.364）、药品费占比（β3 = −1.538）、检查检验费占比（β3 = 1.606）产生了显著影响（P均<0.05）。不同医院类型ITS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对中医医院的平均住院日（β3 = −0.118）、患者自付比（β3 = 0.796）、药品费占比（β3 = −1.495）、检查检验费占比（β3 = 1.434）、综合医疗服务费占比（β3 = −0.247）产生了显著影响（P均<0.05）。对非中医医院的次均住院费（β3 = −80.131）、药品费占比（β3 = −1.752）、检查检验费占比（β3 = 1.937）产生了显著影响（P均<0.05）。试点病种桡骨远端骨折的ITS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对试点病种的耗材费占比（β3 = −0.083）产生了显著影响，对其他指标的影响与整体ITS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结论 改革可有效控制试点病种的住院总费用，减轻患者负担，优化费用结构，较好应用中医特色诊疗技术，短期疗效及质量未受影响，长期医疗质量有待持续关注。改革效果在不同医院类型中存在异质性，试点病种发展不平衡，改革仍需扩面、增效、提质。
目的 定量分析我国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医保”）领域专家对罕见病用药医保准入标准的选择偏好，为罕见病用药准入评价标准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4年7—11月，利用离散选择实验对国内从事医保相关领域研究的决策专家开展线上调查，使用条件logit模型对6个属性进行分析，计算属性的相对重要性及支付意愿，并开展情景模拟分析。结果 共获得102位医保专家的有效信息，除灾难性支出属性外，其余属性均对医保专家准入标准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健康收益（RI = 33.4%）是最重要的准入因素，若准入罕见病用药的健康收益能够从0.01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 QALY）增至4个QALY，医保专家愿意接受医保筹资每人每年增加5.46元。医保筹资增加幅度（RI = 18.9%）、未经治疗的预期寿命（RI = 18.6%）和医保是否已有准入药物（RI = 17.5%）对医保专家准入标准偏好具有较大影响，未经治疗的生命质量（RI = 8.1%）对医保专家准入标准偏好的影响较小。结论 在罕见病用药准入评价时，医保专家偏好健康收益更高、医保筹资增加幅度更小、未经治疗时预期寿命更短和医保中尚无同种疾病准入药物的药品，这一偏好结构可为完善我国罕见病用药准入评价标准、优化医保谈判策略及提升政策透明度提供参考。
本文围绕创新医疗器械“准入慢、应用难”的现实问题，梳理总结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的创新医疗器械医保准入及支付机制，分析其制度设计与运行特点。本文发现，各国普遍构建“监管—评估—支付”多部门协同管理框架，实施基于证据开发的过渡性覆盖与再评估路径，构建融合临床和经济价值的支付机制，以促进创新技术的可及性与价值转化。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完善过渡性医保覆盖路径，健全证据开发与真实世界数据应用体系，强化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推动基于临床和经济价值评估的支付机制，强化医疗机构应用支持，从而提升其医保准入效率与临床应用水平。
随着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等沉浸式技术的发展，医疗元宇宙成为数字医疗的重要延伸，但相关产品监管准入、上市后评价与医保支付路径仍不清晰。本文聚焦AR/VR医疗器械，从卫生技术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和全生命周期治理视角出发，围绕“监管准入—上市后评价—医保支付”环节，系统分析美国的制度安排及实践经验。美国通过510(k)、De Novo和PMA等路径对AR/VR医疗器械实施分级分类准入，并围绕安全性、临床有效性、人因工程、数据安全等开展审评；上市后真实世界证据已成为持续监管、再评价和支付决策的重要依据；根据应用场景，医保支付路径包括耐用医疗设备支付路径和医疗服务项目支付路径。相比之下，中国在产品分类边界、上市后证据转化和支付接口衔接方面仍存在不足。基于此，本文建议围绕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完善分类界定和前置沟通机制，构建“设备准入+服务收费+支付试点”的医保路径，并建立以真实世界证据和HTA证据为基础的动态扩面机制，以提升患者可及性并促进创新产业发展。
数字技术正快速重塑包括医疗健康在内的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数字医疗予以法律规制，其中，韩国制定了世界首部数字医疗产品专门立法——《数字医疗产品法》。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强化数字医疗法治化建设也是我国面临的关键问题。文章深入解析韩国数字医疗产品立法内容及经验，剖析我国数字医疗产品法律规制的现状与困境，并提出从探索制定数字医疗单行法、统一数字医疗产品的概念、明确政府支持数字医疗产品发展的职责、健全数字医疗产品制度内容等方面逐步推进数字医疗产品法治化建设的建议，以保障我国数字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目的 在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以下简称“医共体”）建设背景下，分析县域卫生人才柔性流动的制度内涵、运行逻辑及实践效果，探讨其对破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结构性短缺的作用机制，为县域人事制度改革提供参考。方法 结合文献研究、政策文本分析及案例研究，系统梳理国内外有关县域医共体建设、基层卫生人力配置及人才流动管理的研究成果与政策文件；围绕编制统筹、岗位流动、岗位衔接、激励保障等维度构建分析框架；按照代表性、政策完整性和资料可获得性原则，选取安徽省、浙江省和山东省威海市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县域医共体人才柔性流动主要体现为编制统筹配置和双向流动使用2类机制。前者通过“集中统筹—按需调剂—人编绑定—动态回收”提高基层编制资源配置效率，后者通过下沉帮扶、轮岗交流、双聘兼职等方式促进县乡之间专业人才有序流动。2类机制在财政统筹、统一招聘、绩效激励和医保政策支持下形成协同效应，但不同地区在制度整合程度、治理能力和持续保障方面存在差异。结论 县域医共体人才柔性流动机制为优化县域卫生人力配置、缓解基层“招不进、留不住、用不好”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未来应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政策协同，完善财政与医保支持机制，推动相关制度规范化、法治化和长效化。
目的 构建协同治理视域下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现状及协同困境，为优化服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结合结构—过程—结果（structure-process-outcome, SPO）模型和Bryson跨部门协作模型，通过政策分析、文献研究和扎根理论构建初始指标池，经过2轮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和组合权重。选取浙江和安徽的16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通过机构数据收集和问卷调查，运用加权综合评分法和加权TOPSIS评分法综合评价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结果 构建了包括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41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信效度良好。社区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平均得分为62.982分，优势体现在领导职责分工、协同意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短板主要为人力资源配置、中医药科技成果、数字化应用、服务人员满意度等。结论 社区中医药服务面临优质资源不足、协同发展受限、地区差异明显等现实困境，需从协同环境、治理结构、协同过程、约束条件等层面提升服务能力。
目的 对上海市家庭病床政策进行系统量化分析，评估政策工具配置、政策目标取向及政策支持力度特征。方法 检索截至2024年12月30日上海市发布的家庭病床相关政策文件，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政策条目为最小分析单元，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及政策力度3个维度对有效政策条目进行编码及分析。结果 共纳入43份政策文件，提取119条有效政策条目。政策工具以需求型为主，其占比最高（47.90%），供给型占比次之（32.77%），环境型占比最低（19.33%）；政策目标侧重于丰富服务内容（44.54%）和提升服务能力（27.73%），对保障体系建设关注不足（8.40%）；政策力度整体偏低，平均得分为3.26分，高权威、多部门联合发文的政策占比有限。三维交叉分析显示，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类型之间匹配度有限，政策力度与政策目标重要性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协同效应不足。结论 上海市家庭病床政策体系表现为对需求型工具依赖较大、环境型工具运用有限、保障机制支撑薄弱等特征，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及政策力度之间缺乏系统性统筹及协同配置。建议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提升政策支持力度及部门协同水平，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以推动家庭病床服务向规范化、协同化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目的 构建疾病预防控制（以下简称“疾控”）机构人员胜任力模型，为科学诊断疾控机构人员能力现状、明确能力短板提供依据。方法 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能力概念模型为指导，在冰山模型框架基础上，根据新时期政策对疾控体系与疾控机构的新要求，推导出疾控人员的能力维度要求，通过2轮德尔菲法完善论证模型。结果 综合考虑新时期对疾控机构人员在卫生应急、多方协作、决策支持等方面的能力要求，经过2轮专家咨询，最终构建了包括知识、技能、职业素养等3个一级维度，预防医学知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知识等14个二级维度，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决策支持等20个三级维度的疾控机构人员胜任力模型。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胜任力模型聚焦新时期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能够为疾控机构人员的通用基础胜任能力诊断和提升策略明确提供参考框架。
目的 基于疾病预防控制（以下简称“疾控”）机构人员胜任力模型，对上海市疾控机构人员的培训需求进行全维度分析，为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培训课程体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以上海市区两级疾控机构的人员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针对不同工作年限及岗位类型的人员进行需求调查，分析知识、技能、职业素养等维度的培训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上海市疾控机构人员在职培训课程需求总体得分为（3.31 ± 0.81）分，其中职业素养类、技能类和知识类培训需求得分分别为（3.40 ± 1.00）、（3.34 ± 0.87）和（3.21 ± 0.90）分；知识类课程中，预防医学知识需求得分最高，为（3.58 ± 1.03）分；技能类课程中，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需求得分最高，为（3.51 ± 0.97）分。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β = −0.101，P = 0.012）、职务（β = −0.155，P = 0.015）和工作年限（β = −0.091，P = 0.001）对总体培训需求具有影响。结论 知识类培训应以预防医学为核心，同时兼顾管理类和跨学科知识的培训；技能类培训需要关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需求，以及综合研判与决策支持等的需求；职业素养类培训同样不可忽视；不同疾控机构人员个体及机构特征下的培训需求存在差异，应设计具有针对性培训策略。
目的 梳理上海市儿童医疗服务利用和费用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为优化儿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2018—2023年上海市儿童医疗服务利用和费用等多源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儿童就诊人次、门急诊住院自付比、病种费用情况，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住院费用自付比的影响因素。结果 上海市儿童三级医疗机构呈现趋向就诊态势（2022年儿童市属三级医院门急诊就诊人次占比61.00%，住院占比88.00%）；住院保障水平远高于门急诊（2023年住院自付比35.76%，门急诊自付比64.33%）；不同病种间保障存在差异，其中肺炎患儿自付比28.45%，罕见病中骨肉瘤患儿自付比高达73.41%。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三级医疗机构就诊、未参加“双保险”、患罕见病及患高负担疾病的儿童自付比更高（P<0.05）。结论 当前上海市儿童就医存在层级失衡、门诊住院待遇不均、罕见病保障覆盖不足等结构性短板，应积极推进儿科分级诊疗，优化门急诊报销待遇，适当拓宽补充医疗保障覆盖范围等，满足儿童多元医疗保障需求，进一步提高儿童健康水平。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488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