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2097-4205 CN 31-2200/R
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支持和促进其创新发展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目标。本文简要总结了国家和上海医疗保障部门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做法和成效，并提出医疗保障部门需要把握好“保民生”与“助发展”、落实国家要求与地方改革创新、主动作为与加强部门联动这三个重要关系，持续支持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目的 比较国家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以下简称“国家标准”）与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标准（以下简称“上海标准”）的对应程度，提出2套标准衔接的建议。方法 对国家标准与上海标准的指标内容、评估结果进行比较。选取2023年1—5月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评估的179 141条数据，根据国家标准和上海标准对数据进行重新评估，标化数据并计算不同标准下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认知能力、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维度的评分，使用四分位数间距、构成比折线图、气泡图等比较采用2套标准计算得出的结果的一致性，并将采用2套标准计算得出的失能情况进行对比。结果 上海标准涵盖了国家标准的全部指标维度。2套标准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维度的评分分别为53.5（35.0，62.5）分、55.0（35.0，65.0）分，在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维度的评分分别为75.0（75.0，100.0）分、83.3（66.7，91.7）分，2个维度在各分数段的构成比分布接近，构成比趋势变化基本吻合。2套标准在认知能力维度的评分分别为48.0（31.0，63.0）分、38.8（17.5，61.3）分，存在一定差异。在失能情况方面，上海标准计算得出的失能情况以轻、中度失能为主，国家标准计算得出的失能情况以中、重度失能为主。结论 上海标准与国家标准的总体对应度较好，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维度评分的一致性较高，在认知能力维度评分存在一定差异。
目的 分析社区居家老年人的照护需求情况，以及不同能力等级老年人所需照护服务种类、时长的差异，为老年人的个性化照护服务提供依据和参考。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对安徽省5个地级市的5 133名社区居家老年人开展上门评估，失能等级的划分参照民政部《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运用照护计划自动生成模型，为每位研究对象出具包含照护服务项目和时长的个性化照护计划。结果 研究纳入的老年人失能情况总体较轻，随着失能等级的上升，基础运动能力和自理能力2个维度的下降最为显著。照护计划自动生成模型所出具的照护计划建议中，社区居家老年人对医疗辅助和生活辅助的需求程度最高，但心理关怀需求也值得关注。此外，随着失能程度的加剧，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范围缩小，活动项目减少，因此如厕等最基本生活照护服务的时长占比显著提高，照护服务项目的集中度也越来越高。结论 老年人的照护需求随失能进展呈现一定的变化规律，照护计划自动生成模型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计划，且科学性较好，未来值得推广应用。
目的 探索暴露于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高危风险因素的社区老年人认知水平下降的影响因素，为MCI高危风险人群筛查和个体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法确定MCI的高危风险因素。采用多阶段抽样纳入2014—2022年上海市某行政区某街道社区至少暴露于1种MCI高危风险因素的老年人，根据随访期间是否出现MCI结局，将研究对象分为MCI组和非MCI组。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等相关变量。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测评老年人认知功能，使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和Cox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认知水平下降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静安区某街道社区有MCI高危风险因素的老年人1 141名，随访中363名老年人出现MCI结局，患病率为31.81%。MCI组与非MCI组在年龄、受教育年限、金钱管理、家庭支持、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照护需求、自评健康状况、兴趣保持、睡眠状况和糖尿病既往史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分层分析显示，高龄（≥80岁）是MCI组与非MCI组认知分数下降的危险因素（β = 0.51和4.28, P均<0.05），完全不支配金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是MCI组认知下降的危险因素（β = 9.52和2.68，P均<0.05），兴趣保持是认知下降的保护因素（β = −3.97，P<0.05）；受教育年限（≥13年）是非MCI组的保护因素（β = −0.55, P均<0.05）。结论 高龄、金钱管理能力下降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损在老年人MCI患病中起到关键作用，兴趣保持有助于维持老年人认知水平。在社区层面应重点关注有相关危险因素的老年人群，建立、完善早期干预机制。
目的 分析需要长期照护老年人的基本特征，探究老年人群选择长期照护方式的潜在影响因素，为预先优化对应的照护服务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选择“社会化长期照护”或“非正式的家庭照护”为被解释变量，以修正的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前倾因素、使能因素、需求因素对选择长期照护方式的影响。结果 需要长期照护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848名（16.68%）选择社会化长期照护，4 236名（83.32%）选择家庭照护；5 084名老年人中，87.43%为80岁及以上，64.10%为女性，79.85%为未婚/丧偶/离异，67.54%为农村户籍，80.76%享受医疗保险，69.81%患有慢性病。小学以上受教育程度、未婚/丧偶/离异、东部/东北部、南方、城市地区、高收入、享受离退休待遇、未参加医疗保险、所在社区提供生活照料服务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选择社会化长期照护（P<0.05）。结论 家庭照护是我国长期照护的主要方式，选择何种长期照护方式主要受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医疗保险等因素的影响。建议以社区为平台基础，整合养老生活照料和医养资源，深入发挥家庭在长期照护中的积极作用。
卫生技术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作为一种支持医疗卫生循证决策的技术手段，较为突出的应用场景是支持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文章剖析HTA在国内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应用现状和挑战，并基于国际经验展望国内HTA的未来应用，认为 HTA可助力中国医药行业发布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但其进一步发展还需多方共同的支持与努力。
目的 对药物经济学评价在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的应用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调查分析。方法 基于文献综述和专家调查形成结构化问卷，内容覆盖药物经济学评价在研发、上市、定价、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医保”）、医院、商业保险等领域的应用和前景，专业人员在不同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发展情况。基于自愿匿名原则在相关从业人员微信群中进行问卷调查，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医保定价准入及调整工作中的应用和前景得分最高（满分为5分，医保定价准入中当前应用现状、重要性及未来应用前景得分分别为3.96分、4.17分和4.45分，续约调整得分分别为3.29分、3.52分和4.01分），在上市研发和医院遴选阶段得分中等，在临床合理使用和商业医保遴选准入中的得分最低。相应的，专业人员在专业咨询和医药企业需求较大（3.56分和3.39分），在专业咨询和科研机构发展较好（3.90分），而在医疗机构、金融及保险机构的需求和发展不够乐观。结论 我国药物经济学评价目前的应用和发展集中于医保定价准入工作，其在医疗和商业保险领域的应用尚不充分，其发展空间有待挖掘。
目的 以能力、机会、动机—行为（Capability-Opportunity-Motivation Behavior, COM-B）模型为理论框架，了解现阶段我国大学生群体参与幽门螺杆菌筛查的意愿水平及影响因素、路径和作用机制，为制定提高感染筛查水平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选取不同地区的大学生，使用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参与幽门螺杆菌筛查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统计调查对象的筛查意愿；采用分层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参与幽门螺杆菌筛查意愿的能力、机会和动机因素；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判断模型整体拟合情况，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分析能力、机会和动机维度影响因素的具体路径和作用机制。结果 选取山东省和陕西省6个城市的2 24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大学生幽门螺杆菌筛查意愿得分为（2.90 ± 1.29）分，处于中等水平。能力因素（健康素养、幽门螺杆菌知识水平），机会因素（社会规范），动机因素（自我效能、预期后悔）对大学生的筛查意愿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P均< 0.001）。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能力因素（β = 0.090）和机会因素（β = 0.305）通过动机因素间接影响筛查意愿，动机因素起中介作用。动机维度下的自我效能（β = 0.023）和预期后悔（β = 0.020）在能力因素与筛查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自我效能（β = 0.180）和预期后悔（β = 0.073）在机会因素与筛查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各路径关系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结论 大学生参与幽门螺杆菌筛查的意愿有待提升；能力因素、机会因素和动机因素可显著正向预测幽门螺杆菌筛查意愿；动机维度下的自我效能和预期后悔是能力因素、机会因素与筛查意愿之间的中介变量。建议大学生群体及早参与幽门螺杆菌筛查。
目的 评价我国健康扶贫效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数据支撑。方法 基于2009—2021年全国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统计调查数据，通过间断时间序列方法，分析健康扶贫政策实施前后全国832个脱贫县和“三区三州”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医疗卫生机构收入、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和居民就医负担变化情况。结果 健康扶贫政策实施后，脱贫县和“三区三州”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万元以上设备台数、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和财政拨款收入增长速度提高，次均门诊费用增长速度下降。同时，脱贫县总诊疗人次数、出院人次数增长速度下降，“三区三州”出院人次数增长速度提高。结论 健康扶贫政策实施后，我国脱贫地区卫生健康系统得到有效加强，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提高，居民就医负担有所缓解，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显著提高。建议继续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及其与乡村振兴、健康中国行动的有效衔接，重点关注脱贫地区卫生健康人力资源不足的破解之策。
目的 探讨按病种分值付费（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 DIP）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住院服务量和费用变化的影响。方法 收集Z市2020—2022年连续36个月的住院患者费用明细数据，采用单组间断时间序列分析DIP改革前后Z市所有医疗机构住院服务量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住院费用趋势的变化。结果 DIP改革后Z市所有医疗机构出院人次数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次数在所有医疗机构中的占比未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住院医疗总费用在DIP改革前呈现大幅上升趋势，每月平均增长120.29万元（P = 0.001），DIP改革后则呈下降趋势；次均住院医疗费用在DIP改革后变化趋势不显著。DIP改革后患者自费费用、自负费用均呈下降趋势，患者自费费用平均每月减少1.18元（P = 0.033），患者自负费用平均每月减少2.08元（P<0.001）。结论 DIP改革有效减少非必要住院患者，未出现明显大医院虹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现象。DIP改革后，患者自费费用、自负费用减少。
目的 构建基层全科医生医防融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探索提高基层全科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的方法。方法 用改良的德尔菲法构建基层全科医生医防融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用界值法筛选指标，评价专家积极性、专家咨询权威程度和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系数。结果 共发放专家咨询问卷33份，第1轮和第2轮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100.0%（33份）和97.0%（32份）。总体指标专家权威系数为0.80。2轮专家咨询后，三级指标和总体指标重要性的肯德尔协调系数分别为0.677、0.683, χ2值分别为 88.774、91.663（P均<0.001）。基层全科医生医防融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含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36个三级指标。一级指标 “B能力、技能、技术方面医防融合能力”权重最高，为0.500 0。三级指标组合权重排序前5位从高到低依次为：C11主动服务基层居民的意识（0.081 7）、B12掌握院前急救技术（0.075 7）、A11 掌握合理用药及预防知识（0.067 7）、A22掌握传染病预防控制理论（0.055 6）和C12主动提供卫生服务的意识（0.052 0）。结论 从知识结构、能力、技能与技术、素质等3个维度系统构建了基层全科医生医防融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可为基层全科医生医防融合能力评价以及系统设计与开发继续教育培训项目提供参考。
目的 分析短缺药品特性，为解决药品短缺问题提供建议。方法 结合5个短缺药品特性，即是否市场原有、是否临床必需、是否不可替代、是否价高量小、是否原料依赖，构建短缺药品分级分类方法，应用经济学理论研究药品短缺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干预策略。结果 针对非临床必需的短缺药品，基于政府干预理论，采用市场策略和信息策略；针对临床必需、可替代的短缺药品，基于必需品理论，采用价格管制和信息策略；针对临床必需、不可替代但量大的短缺药品，基于替代品理论，采用政府扶持和信息策略；针对临床必需、不可替代、价高量小且非原料依赖的短缺药品，基于风险分摊理论，采用医疗保险策略；针对原料依赖的短缺药品，基于垄断性理论、稀缺品理论、缓冲器理论，采用反垄断、竞争和储备策略。结论 基于药品短缺程度综合运用各种干预策略，可以提高政府对药品短缺事件处理的效率和精细化水平。
互联网+医疗服务正进入跨时代发展进程，互联网药事服务模式也越发受到关注和重视。文章在阐述互联网药事服务的内涵和流程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医院管理优势，深入分析互联网药事服务管理实践在药品目录、电子处方、药师人力、综合监管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优化对策建议，以期为医院互联网药事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
卫生服务连续性是高质量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特征，也是以人为本的卫生服务框架的优先事项，常用指数和量表进行测量。文章基于现有卫生服务连续性的维度和测量方法，梳理国内外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连续性水平的测量工具及应用情况，并从测量工具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标准化等方面提出展望，以期为开发适合中国本土的卫生服务连续性测量工具提供依据。
目的 构建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医保”）监管系统评价模型，评价医保监管系统规范公立医院医疗行为的有效性。方法 基于扎根理论建立“五位一体”评价模型，以A公立医院集团为研究对象，对医保监管系统的应用效果进行全面评价。结果 以临床诊疗规范规则库为核心的“五位一体”评价模型适用于医保监管系统评价，有效的医保监管系统有助于提升医护人员医保政策掌握水平、提高医护人员满意度，对于规范公立医院医疗行为、有效防范内部运营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结论 对医保监管系统有效性开展全过程评价，能够有效提升医院治理能力和医保管理水平，保障医疗质量和医保基金安全。
目的 构建党建联合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工作建设的指标体系，为我国探索党建联合医疗联合体建设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法和焦点小组访谈，形成党建引领下的医疗集团各项工作指标池。通过德尔菲法进行2轮专家咨询，对专家的评判分值运用Saaty标度，进行两两比较计算权重；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三级指标权重，构建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党建引领指标体系。结果 共邀请40位具有卫生管理经验、临床经验、党建经验，且参与城市医疗集团工作的专家；两轮咨询中，专家积极系数为97.5%、100.0%，专家对一级指标的权威系数为0.720、0.810，协调系数为0.235、0.356，各级指标的变异系数均<0.25。形成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41个三级指标的工作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中“党的领导作用”权重（0.335 7）最高。结论 研究的专家权威程度和积极性较高，协调程度好；构建的指标体系明确了党建对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工作的引领作用。
随着数字健康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数字健康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德国作为数字健康领域的先行者，已形成了完善的数字健康产品与服务市场。文章总结德国数字健康应用软件的医保准入流程、评估维度及面临挑战，并基于我国国情提出实施建议，以期为我国数字健康技术的医保准入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推动我国数字健康产业的发展。
新加坡卫生绩效长期居世界前列，2022年推出的更健康的新加坡（Healthier Singapore，HSG）战略旨在将新加坡卫生健康体系从传统的“被动医疗”向“主动健康”转变，引导民众重塑健康行为与生活习惯。HSG战略白皮书着重强调了在老龄化社会中基层医疗保健体系建设以及一级预防对居民健康的重要性，与我国极力推进家庭医生、分级诊疗制度以及建设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高品质健康服务体系的目标高度一致。本文主要回顾新加坡医疗服务体系的背景，以及HSG战略发布之前新加坡政府在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规划，介绍HSG战略核心内容，揭示新加坡推动实现全民“主动健康”的政策演进与外部支撑环境建设，以期为我国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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